艺术魔术

下面的内容虽然是转摘，虽然涉及的艺术，但是它给我的启示并不单一，所以，转摘在这里，希望它能够给网友带来丰富的启示。原题为《美国画家绘制逼真3D壁画令人难辨真假》。http://news.xinhuanet.com/tech/2009-05/30/content_11456496.htm

毛泽东的斗争情结

下面整合张绪山《“假如鲁迅还活着”：一个虚拟设问透出的历史真实》一文而成

问题的提出

周海婴在他所著的《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社2001年9月版）一书提到了这样一个重要政治情节：1957年夏天毛泽东在上海接见文艺界人士，翻译家罗稷南参与其中。谈话之间，罗稷南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对这个大胆的设问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

这一说法并非空穴来风，下列资料可资证明。

《北京观察》2002年第3期发表陈焜《关于毛泽东答罗稷南问致周海婴先生的一封信》，《老照片》第24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8月版）发表同作者《我的伯父罗稷南》（又：陈焜《设问求答于毛泽东的罗稷南》，《书摘》2002年第12期），以及《南方周末》2002年12月5日发表贺圣谟《孤证提供人的补正》，特别是《炎黄春秋》2002年12月4日发表1957年夏天身临其境的黄宗英《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12月5日《南方周末》再发，12月6日《文汇读书周报》三发）。

缺少精神病患者

——我们为什么平庸之十四

2009年3月23日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发表了一篇题为《孙东东：把精神病人送到医院是最大的保障》的文章。国家卫生部专家委员、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主任孙东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 “偏执型精神障碍属于需要强制的一类。因为他扰乱社会秩序……他们为了实现一个妄想症状可以抛家舍业，不惜一切代价上访。”“你们可以去调查那些很偏执地上访的人。他反映的问题实际上都解决了，甚至根本就没有问题。”

北大知名教授的这一惊人之言引起了广泛质疑。

关注中国上访人群的著名维权律师许志永凭着他多年对上访人员的诸多了解，在《孙东东与精神病》一文中写道：“根据对上访村的调查，多年的老上访者他们大都性格执着，但是不是医学上的精神病。比如上访村的郝文忠老太太，70多岁了，上访了30多年，多次被关进精神病院，最近的一次被关到北京北郊精神病院一年半，2008年9月才出来。她被多次医学鉴定，结果都不是精神病。确实不排除上访者中有几个精神病人，但是极少。他们大部分常年上访，在上访路上遭遇更多的不公正，比如被殴打被非法关押甚至被劳教，于是越走越远。他们是这个社会的受难者，是不合理的制度的受难者。不是他们有精神病，而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病得太重。”

困惑冰山之一角

1 教师的工作是教育教学还是只有教学？

2是考试检测教学还是教学只为了考试？教师教育教学更需要研究的是教学大纲还是考试大纲？或者说教师实施教育教学的依据是教学大纲还是考试大纲？

3 教师教育教学最应该研究的是教学大纲（抑或考试大纲）、教材之类，还是具体学生的持续健康发展？

4在教育系统里，行管人员是急教育教学之所急想一线教师之所想，还是一线教师的教育教学服从于行管人员的意图?

5 作为教师，没有或很少在正规报刊上发表专业文章是不是值得夸耀？

6 是政府服务于民众还是民众服务于政府？

7 警察应该给公民以安全感还是恐惧感？

8 在不对等的官民纠纷中，首先应该维护的是公民的权利还是政府或官员的权威？

暴力肆虐：又一个不容回避的话题

进入2009年来，我上网的次数和时间与以前相比大为缩水，常常是一个星期都不去拜访一下老朋友。前几天从电视上看到南京一个基层城管人员披露曾经作为内部教材，由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出版的《城管执法操作实务》中居然教唆、策划执法中的暴力行为：“采取反暴力抗法的布局动作，注意要使相对人的脸上不见血，身上不见伤，周围不见人，还应以超短快捷的连环式动作一次性做完，不留尾巴。一旦进入实施，阻止动作一定要干净利落，不可迟疑，要将所有力量全部使用上。”（该书第71页）不知为什么，当时没怎么在意。昨天看到王铮教授的博文《知识份子的耻辱，国家的危机》，似乎突然发现我们已经将执法人员的行为暴力上升到理论暴力的阶段，完成了从实践到理论的飞跃。我们在世界上没有引以为豪的社会科学成就，但这一次的总结、提炼、提升应该能够让包括社会科学专家在内的中国人在全世界所有人面前扬一次眉吐一口气：我们“要将所有力量全部使用上”对付我们日常工作服务的对象。

破坏也是建设

——汉语魅力之一

汉字同音字之多,世所罕见！能够“谐音”的字词也非常丰富，这为诗人的“谐音”写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也为汉语诗歌平添了几分魅力。 “道是无晴却有晴”我妇孺皆知的名句。二十年来，以反中心、反终极、反权力、反逻辑为核心的后现代写作受到部分人的宠爱，特别是在解构权力话语时，谐音法更是受到一些诗人的青睐。在一些作品里，诗人故意回避一些敏感词语，用一些谐音错位的词语作为替代，收到既不妨碍诗意的表达，又能在别人的意外惊喜中达到深化、升华词意的功效。

诗人杨春光在《以谐音为主的错位诗歌写作的创造——空房子主义文本又一自我写作形式提纲》中开宗明义：“面对这个‘色贿（社会）’的‘症痔（政治）’‘瘟（文）化’‘现屎（实）’无人敢碰、敢问津、敢涉入的‘文学禁区’，我创造了一条极为适合中国特色写作的道路。这就是以谐音为主的错位诗歌写作。”在这种可以称之为“谐音错位”的写作中，诗人习惯于将读音相同或相近的词语，替换某些词语，以期产生出人意外的表达效果。如下面这首垃圾诗派代表人物徐乡愁的《练习为人民服务》

1919年2月，正值新文化运动之中，胡适致钱玄同“丑诋”某君的信里明确表示：“适意吾辈不当乱骂人，乱骂人实在无益于事”；即使是自己的文化对立面，“也决不可痛骂他”（ 《胡适致钱玄同》，《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24页，中华书局，1979年）。胡适不只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尽管鲁迅和借鲁迅之名的瞿秋白从左边骂胡适（包括“新月”文人”）是“刽子手”、“皂隶”、“奴才”、“毒于蛇”、“卖廉耻”，国民党铁杆分子则从右边骂胡适是“余孽”、“竖儒”、“败类”、“贼”。尽管瞿秋白（依然假鲁迅之名）指责胡适“出卖灵魂的秘诀”，胡汉民则威胁胡适，声称不与其“共中国”。结果呢，胡适恪守一个原则：“君子绝交不出恶声”（《胡适日记全编》卷五，第416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这可以用他1930年春写给杨杏佛信里的一段话做注释：“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得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胡适致杨杏佛》，《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11页，中华书局，1979年）

中国人的感性

早晨在餐馆吃东西，一对四十岁左右的夫妇从外面走进来。从我旁边经过时我听见那个男的小声说：“妈妈也真可怜，这么大年龄还挨爸爸的打。爸爸也真是，都快是七十岁的人了，还常去做那些事。”

“你再讲，就别怪我不给你面子。”我抬起头看见那个女的用手指着男的说。

他们落坐在我背后的那张桌子上，我听见男的好像有些委屈：“我以前又没讲过。你还经常在我面前埋怨爸爸贴钱给那些女人。”

“真是不讲理。”

“我跟你讲，我不管理不理。你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现实生活中家庭中的婆媳关系，姑嫂关系之所以难处理，就是和上面那个女的一样，存在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你是外人，你没安好心。我有一个离婚多年的朋友，一个年龄比他十多岁的异性等了他多年，他还是没有接纳对方。不是对方条件差，对方是一个在他单位同事看来不管是学识、教养还是相貌都相当不错的上班女性；也不是对方要求高，对方同意将现在属于他的房子送给前妻或留给他的孩子；也不是对方不同意他带孩子，对方愿意将他的孩子视为己出，如果孩子愿意跟他们一起。让他顾忌的是对方十岁左右的女儿，那是一个在他看来不是一个容易相处的女孩。也就是说，他尽管有足够的信心成为那个女子的丈夫，但是没有信心做好那个女孩的后爸。

让人大开眼界的经济学家名言

虽然我知道所谓“经济学家”都是代表一定利益集团的雇佣军，因此他们的意见和主张都是针对一定利益集团而言的；虽然我也明白经济总是和政治偕行的，因此也不幼稚地认为那些研究经济的人就能针对现实问题能够提出相应对策；尽管我知道即便是独立的经济学研究，也未必能够预测形势，因为主流经济学的任务是在解释世界，因此一点也不高估他们对未来的预言。但他们的一些能够展示他们才清的高论还是让我大开眼界。

下面是部分高论和学习体会。

我希望我的言论能够改变国家的改革方向。如果我失败的话，这不是我个人的失败，这是我们国家的失败。我是个伟大的思想家。我这一次一定要成功，如果我失败的话，那会给中国社会带来一个多么大的危害。　　——郎咸平(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郎先生的许多真知灼见受到政府和人们的敬重，难怪胆如此之大。只是郎先生的另外一些言论很难证明他是中国经济的救世主。

文物，难以承受之重

中华民族的祖先在已经过去的五千年里为世人创造了极为丰富的令世界为之瞩目的璀璨文明，这些灿烂夺目的文明为我们带来无与伦比的荣光，为现在的我们和将来我们的子孙带来极为丰富的精神食粮，同时，也为我们的发展带来了比别人更为沉重的历史负荷。

正因为我们肩上担负着比别人沉重得的传承使命，也因为我们与那些文明的物化形式有着难以割舍的血肉联系，所以，尽管有人认为法国佳士得拍卖行于当地时间2月25日在法国巴黎拍卖圆明园鼠首和兔首铜像不是文物，尽管有文物专家说这两个兽首只值十多万元，但它们还是拍出高达数亿的天价。而国家文物局在拍卖结束后第一时间紧急下发《关于审核佳士得拍卖行申报进出境的文物相关事宜的通知》中明确指出，佳士得拍卖行在法国巴黎拍卖的铜制鼠首和兔首是从圆明园非法流失的。佳士得在我国申报进出境的文物，均应提供合法来源证明，如果不能提供这个证明或证明文件不全，将无法办理文物进出境审核手续。《通知》还规定，文物部门如发现佳士得申报的进出境文物可能是被盗、走私文物的，应立即向国家文物局和公安、海关部门报告。从而导致中国买家蔡铭超因担心拍品无法入境而拒绝付款。这一异常事件，和“户籍改革”一样，不仅是当今中国社会普通百姓关注的焦点，也是刚刚结束的“两会”代表委员们会间热议的话题。